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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7 14:23 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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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彤: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另一种典范——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

梁漱溟曾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之建设”。之前未被纳入到“乡村建设”这一范畴,但在民间真实存在的各种探索性建设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有利于我拓宽我们对乡村建设的传统理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摘要:传统观点认为,乡村建设是指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政府支持的学者所倡导,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调剂金融、提倡合作与地方自治和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农村经济的改良运动。 然而,大量史实表明,张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乡村建设”理念,但其实业家身份、“村落主义”思想、“经营乡里”以及良好的实施效果足以令南通乡村建设独树一帜。 张謇的南通模式与“邹平模式”、“定县模式”、“江宁模式”同样是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典范。

关键词:乡村建设;典范;张謇;南通

引言

传统观点认为,近代乡村建设是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政府支持的学者所倡导,通过采取兴办教育、改良农业、调剂金融、提倡合作与地方自治和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农村经济的改良运动,一般以20年代后期阎锡山的山西村治为起点。乡村建设有很多种模式,其中以平教派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和乡建派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最为典型,在当时形成了一股全国性思潮。

笔者通过阅读大量史料,认为传统观点对乡村建设的定义并不十分准确。近代乡村建设应当这样定义,即近代中国进步人士(包括实业家、学者、社会团体和政府官员等)在乡村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从政治、经济、教育、风俗等方面促进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改良活动.则前述以20世纪20年代后期阎锡山的山西村治为乡村建设的起点的观点有待修正,即乡村建设应当发韧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的“村落主义”及其一系列南通乡村建设实践活动—“经营乡里”。这种活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其中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影响为最大;这种思潮在抗战爆发后逐渐销声匿迹。乡村建设最早由实业家倡导,以南通的张謇为代表;随后,地方政府支持的学者成为乡村建设的主体。笔者把张謇在南通从事的乡村建设称之为南通模式,并认为它与“邹平模式”、“定县模式”、“江宁模式”,[17]同样是近代乡村建设的典范。

“邹平模式”是儒学大师梁漱溟以邹平为实验区,设立“乡学村学”推行“管、教、养、卫”合一的乡村建设模式。“定县模式”是学者晏阳初在河北定县实践“平民教育”思想的产物,他希望通过“博士下乡”,开展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达到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的目的。“江宁模式”是南京政府在江宁县实施乡村治理,刻意把它树立为地方自治模范县,纯粹是行政指导下的自治实验。梁漱溟、晏阳初从乡村教育入手,致力于识字运动、棉种改良、卫生改善和风俗改良等方面,江宁县政府侧重于改良税收体制和整顿警政与社会治安以及整理户籍等政治建设。他们的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运动开始进行的有生有色,构成三种典型代表而被学术界冠以模式之称;但后因经费困难、农民不能积极配合而难以为继。

梁漱溟在谈到乡村建设的由来时,认为“‘乡村建设’四个字,以前从来没有见人用过,也没有听人说过;这是从民国二十年本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成立时才标出来的。以前虽也有人曾经做过类似的事,但没有明白标出‘乡村建设’这一名词”。[1]第一卷602显然,梁漱溟也承认早在乡村建设风气大开之前,就有人实际做着类似乡村建设的事。大量史实表明,张謇率先在南通实践着这种“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

笔者为什么将张謇的南通模式视为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典范呢,下面从四方面进行分析。

一、倡导主体

如前所述,近代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为中国进步人士,其身份不尽相同,其中包括实业家、学者、社会团体和政府官员。如在邹平主持乡村建设的就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梁漱溟,而提倡平民教育、建设定县乡村的则是留美博士晏阳初。梁漱溟熟读儒家经典,是中国近代有名的儒学大师;晏阳初自幼接受传统儒学教育,又长期研读西学,1920年自美国留学归国后大力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两人都属典型的文人学者。他们强调文化改造,把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作为乡村建设的重点,与他们的纯粹学者身份有关。另外,倡导乡村建设的还有一些社会团体,如像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这些社会团体往往都是学者的汇聚之地,由此可见学者在中国近代乡村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此外,政府在中国近代乡村建设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山西村治就是在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的倡导下展开的,而“江宁模式”也是由南京政府主持的自治实验。倡导南通乡村建设的张謇与以上所举人士的身份都不同。张謇(1853-1926),字季直,晚年号音庵,江苏南通人,清末甲午科(1894年)状元。他虽深受儒家思想浸染,也曾“学而优则仕”,但其为官时间并不长。张謇一生致力于实业,他被大多数人称为“状元资本家”,还有绅商、实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等称谓,因此其实业家身份更浓。

综上所述,在中国近代乡村建设中,“邹平模式”和“定县模式”为学者倡导型典范,山西村治和“江宁模式”是政府主导型典范,而张謇的南通模式则属于另一类型,即实业家倡导型。这也是南通乡村建设的一个特色。

二、指导思想

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思想以“村落主义”和“新新世界”为核心,包括地方自治、“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农工商协调发展、“实业教育并进迭用”等思想。

第一、“村落主义”

所谓“村落主义”,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一地自效”[2]第一卷212,建设家乡,“……经营地方自治,如实业、教育、水利、交通、慈善、公益诸端”[2]第一卷457,"村落主义”最先是他人对张謇的嘲讽,“苏人士嗤为村落主义’[2]第一卷212,但张謇认为,“南通一下县,其于中国直当一村落”[2]第一卷271,于是接受“村落主义”这一称呼,并以“村落主义”标榜地方自治。1921年,他在答赵炎午论省自治的信中说:謇抱持村落主义三十年矣,……埋首蓬篙,自适己事亦三十年,深知兹事之艰困。”[2]第一卷492据此估算起来,张謇在1892年,就已怀有此志。

第二、农土商协调发展的“棉铁主义”

张謇始终坚持以农为本,认为“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2]第一卷13。他还认识到农业、工业和商业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无工商则农围塞”[2]第一卷151“工固农商之枢纽矣”[2]第一卷733 ;“农产品为各种制造品之原料,不有以增殖之。则工商业之发展,永无可望”[3]356“天下之大本在农,今日之先务在商。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2]第一卷11。因此,张謇所说的“实业”包括大农、大工、大商,“实业救国”必须走农工商协调发展的道路。

张謇曾说:“余持棉铁为中国近世要务之说,几三十年,先我后我,事乎此者,亦肩背相望矣。铁,吾碎未能业之也;业棉则逾二十年。棉之始,农之事;棉之终,商之事;其中则工之事。未有能澈首尾一以贯之者,无始则无以资于人,无终无以资人,而无策于中,则无以资人资于人。”[2]第一卷802可见,张謇把棉铁作为农工商关系辩证统一的结合点,“棉铁主义”是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思想。

第三、“实业教育并进迭用”思想

认识到“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2]第一卷406“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2]第一卷22,张謇在提倡“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实业教育并进迭用”。从他在自订年谱中所说“甲午后,益决实业、教育并进迭用”[2]第一卷864来看,这一独特思想于1894年前就已形成。

张謇提倡素质教育、科技教育相结合的全面教育思想,这些思想轮廓在他1895年撰写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被清晰地勾划出来。为普及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他设计出一套完整的现代教育结构体系,它们的作用分别是:“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2]第一卷211他还制订了德、体、智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之大纲。”[2]第一卷17

他的《变法评议》通过普法战争一例阐述教育的重要性:“闻之普之胜法也,群臣相贺,其相卑士麦执小学校夏楚以示人曰:‘挞伐者此也。’大哉斯言!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侯圣人而不惑矣。”[2]第一卷62 至于如何创建教育体系,他主张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办教育,从培养小学教员的师范开始,然后再中学、大学。

但是兴办教育是耗财之事,经费从哪里来?“经费惟取诸实业;所谓实业为教育之母是也”[2]第一卷599“兴教育必资于实业”[2]第一卷390“不广实业,则学又不昌”[2]第一卷92。实业是兴办教育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实业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培养,教育不兴、人才缺乏会对实业建设造成负面牵累,“苟欲兴工,必先兴学”[2]第一卷52办实业不兴教育是行不通的,“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2]第一卷92。因此,“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实业之所至,即教育之所至”,[2]第四卷214必须做到教育与实业相维并举。

第四、贫富相济的“新新世界”思想

张謇继承传统儒家的“济世”思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他创办的大生纱厂厂名即源于“天地之大德曰生”一语;大生纱厂设立目的就是“为通州民生计”[10]33 ;他在垦牧乡高等小学开校演说表明:“以为凡滨海荒废之滩,宜尽堤而辟之为田,增长人民生计,蓄此志久矣。”[2]第四卷174

世人“或以智,或以勤,或以俭,或以时,或以地,或以遇”而导致“少数人之足致巨富”[2]第一卷618,为了社会的稳定,大家必须“贫富相资,治安相共”。这样,“非推之全国有农垦、有工厂及有豪门富室之地不可”[2]第一卷622,即建设一个“新新世界”不可。“新新世界”是张謇设计的实业、教育、慈善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蓝图,三者应次第兴办:“以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2]第四卷468这种“新新世界”,也就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I;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社会。

张謇抱有“村落主义”思想,经营企业是为了“济天下”。他的这一“济天下”的志向就是建设一个“新新世界”。早在1911年,他就曾对通海垦牧公司的股东们说:“欲使所营有利,副各股东营业之心,而即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型之志。”[2]第三卷38713年后,他再重申此志。

在张謇的乡村建设思想中,以农工商协调发展、实业教育并举的思想最为独特,梁漱溟、晏阳初等其他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倡导者都没有提到过此类思想,可以说张謇的这种思想是中国近代乡村建设思想领域的一朵奇葩。因此以此种思想为指导的南通乡村建设较其他乡村建设更具特色。

三、建设举措

第一、兴办实业、以土促农

中国近代乡村建设者多从教育入手,而张謇则与之不同。张謇为实业家,不同于颇具理想色彩的梁漱溟、晏阳初等人,他深深懂得经济在乡村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因此其乡村建设是从兴办实业入手的,以雄厚的实力作为教育、自治、慈善等事业的后盾。他回忆自1895年筹建大生纱厂后开始创办实业,1901年通州师范学校成立是其兴办教育之始,而慈善事业则始于1907年。其实,张謇更早就开始了“经营乡里”的实践活动,1883年办理通海花、布减捐;1884年提议平粜放赈、议立常乐社仓,筹办滨海渔团,为海门商定增设拔贡;1886年提倡改良和发展蚕桑事业;1887年,购柏槐树秧分给乡人;1888年恢复海门溥善堂;1893年为海门增定学额[4]6-9 。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也大力发展南通农村经济,因为他也认识到了工、农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张謇“以工促农”发展农村经济,这集中体现在改良土布业上。通海盛产良种棉,为手工纺织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所以通海农民家家以土纱土布为副业。自给之余,土布业逐渐发展成为商品性生产。土布业原本以手纺土纱为原料,大尺布专用12支纱。由于手纺土纱的效益比不上织布,村民更倾向于织布,出现手纺土纱不足的情形。大生纱厂逐渐把视角集中转向为土布业提供机纱。从1904年至民国初年出产的纱支中,12支纱占80%。织户以机纱作纬、土纱作经,土布的质量提高,销路大畅。甚至“此月纱未纺出,已被卖客定去五六百箱”,"1903-1904年,大生纱厂年产十二支纱三万件,而织户用于织关庄布的十二支纱即需六万件之多”[11]22,机纱供不应求。机纱用于土布业,对大生纱厂来说,有利于减少成本就近销售纱厂的产品;就土布业而言,改用机纱后,不但效率提高,而且机纱匀称,织出来的布更加美观。机纱用于编织土布,节省了手工纺纱的时间,提高了劳动效率,使得关庄布销量大增。这不是大机器对手工业的完全排斥,而是两者互相结合、互利双赢的理想局面。

大生纱厂给村民带来实惠,正如林百举所说的,“南通人力充足,除务农为本外,很少有其他工业可做,如其向外求业,又抛弃了农事,故只有在手工付(副)业的土纺、土织上,利用余闲,及其有利条件,孜孜以求。即使在机纱内运,大生开车之后,土纺受了排挤,剩余的劳力,正好投入织布的补助工作,或多或少,还有一定的收入”[5]25。纱厂提供了新的谋生机会,据严学熙估算,“一个辅助劳动力的年工资收入(按30年代初计算)高于佃耕甚至自耕8亩至10亩农田的收入”[6]212。通海垦牧公司直接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公司1901年成立,经过十年招佃围垦荒滩,各堤之内“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廖市,行有涂梁,若成一小世界矣”[2]第三卷386。随后大批盐垦公司出现,至1925年为止,苏北地区冠之以垦牧、盐垦或垦殖称号的公司骤增至49家。社会投入淮南垦殖的资金总额达2000万元,占有土地700余万亩,开垦经营土地110万亩,淮南垦殖成了国内最大的垦殖区,常年生产商品棉约30万担。

此外,张謇创办的通州资生铁厂于1908年纺制日式轧花机1000余部,供给通州、崇明和海门农民,供应范围后来更扩展到整个淮南盐垦区。这为棉区轧花工场和小作坊提供了较先进的蟆棉设备,解决了此前因木车手工蟆棉造成的功效低、浪费劳力等问题[12]8。

第二、乡村自治

1901年,张謇撰写《变法平议》一书,主张仿行日本地方自治制度,“设府县议会”,实行地方自治。清末新政期间,张謇积极参与南通地方自治、经营村落。1908年9月自任筹备自治公所议事会正议长,其兄张警任筹备自治公所董事会副会长[13]2-4。民国初年张謇与黄炎培等进步知识分子一起成立自治团体—苏社。

因为当时的“方志之图”和“军用之图”都不能满足地方自治的需要,“然欲求自治,则必自有舆图始,欲有舆图,则必自测绘始”[2]第四卷386,张謇部署规划测绘全境的舆图。他还认识到交通建设的重要性,“地方实业教育,官厅之民政军政,机纽全在交通。”他对南通交通进行全县规划,分为“本干支干,正支副支”。本干线两条:一条由城区直线向东至垦牧区止;另一条直线向北,经唐闸区,至如皋县境止。支干线,向南由城区经竞化区,至海门县止,此为正支线。此外还有五条副支线[2]第四卷442。筑路计划到1921年才全部完成,所修公路长达500余里,全县有100多部汽车。由于需要现代意义的交通警察,警察局开办交通警察养成所,讲授课程甚至包括浅近的英文。

张謇建立实业警卫团,并建立警备队来整顿地方警察。警备队铜源固定,操练认真,治安大大改善。后因时局不靖、兵匪横行,张謇还要求各市乡举办保卫团,互相守望相助。保卫团定期集合操演,张謇每次都亲临看操,并发表演说激励士气。他还曾试办民兵制度,在沿江沿海一带置办浅水巡舰,不过最后因故未办成[4]219。

第三、乡村教育

从1901年到1925年,20多年时间里,张謇在教育事业上总共花费了240一250万元,巨额经费来源于大生资本集团以及张謇个人。1902年,张謇在通海垦牧区私资创办南通农业专门学校—农学堂,为农垦事业培养专门人才。农校设有农业研究机构—实验场,直接为垦牧建设事业服务。1903年张謇创建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为乡村教育培养师资,后来“南通全邑小学二百余校,其教员大半为南通师范卒业者”[8]7。如他在考察燕尾港(在今灌云县)时,发现此处文化落后,于是带回两个当地学生到通州师范学校读书。其中一个学生毕业后,回乡办了盐务小学,学校经费由当地农垦公司支付,学生均为盐民子弟及贫民子弟,学费、书本费免付,这是所完全小学,总共招收了300多名学生[7]478。张謇还在垦牧乡筹划系统乡村教育[14]406,到1924年为止,垦牧小学已有高等小学一所,初等小学8所。

早在1905年,张謇请设通海五属学务公所[9]104,1906年改设教育会及劝学所,除指导本地学务事宜外,还设有巡回文库。特备各种图书杂志送往各乡市伸众阅览,目的是增长人民学识、促进社会文化。全县以每学区为一组,分成五组。每组用木箱两具,装制图书约100册,依顺序在各市乡挨次传递。巡回文库每到一处,该乡教育会或董事办公室选择合适的公共场所设阅览室,阅览时间每日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点至5点。图书停留期限为一个月,期满后被送往指定的邻近市、乡[9]104。

第四,移风易俗

在乡村建设活动中,张謇致力于地方慈善事业,以自己的实践行动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赌博和吸食鸦片等恶习,促进乡村社会风气的改进。

有感于“乡里贫民弃婴之风”,尤其遗弃女婴现象严重,1906年张謇创办育婴堂。初办时有婴儿200余人,多数是女婴,年龄最大的约十三、四岁,最小的约两、三个月,育婴堂最多时有1700人[9]22。张謇所创企业也予以地方救济,大生纱厂、分厂帐目中有“善举”、“地方公益”等经常性支出。2019-09-17,咫风给通海农民带来很大的灾难。张謇认识到“本厂之利,与通海崇农民最有关系者也”,对咫潮之灾“尽周恤之义务。故急l、常贩,分别区域,次第筹办,此非常有事也”。当年大生纱厂所支“通海崇沿江海潮灾贩款”规银6000两[11]30-32。

张謇为人俭朴,经常穿着竹布大褂子、布鞋和布袜。他要求农垦公司职员应该根据工作环境穿布衣布衫,与佃农同甘共苦。他也注重培养下一代品格,从他为各校所题校训可略见一斑。

 表1张謇所题部分校训一览[4]345-346

张謇因祖父嗜赌倾家荡产而引以为戒,从不赌博,还常劝诫他人远离赌博。公司规章严禁吸食鸦片和赌博等陋习,大生纱厂章程规定:“不准吸鸦片烟。虽有贵客,不准赌钱,不准挟妓。”[10]39通海垦牧公司《招佃章程》“戒之事”首条就是“不得种婴粟,种者察出即锄去。不得吃鸦片烟,本吃者戒”。还告诫公司所在地商铺“不得在公司界内开小店、聚赌、卖鸦片烟。违者初犯勒闭罚,再犯送官,三犯逐”[2]第三卷225。

张謇还重视村民卫生习惯和时间观念的培养。公司规定佃户建房的标准为屋基二尺厚,屋檐八尺高,必须整洁通风;厕所不能靠太近。他常亲自检查学校厕所和厨房卫生;并培养学生个人卫生习惯。中国老百姓没有精确的时间观念,往往用“一袋烟的工夫”、“一柱香的时间”来模糊计时,这些不利于科学管理。张謇采取措施强化村民时间意识,如《进出货章程》规定“子花、净花过磅入栈,春秋不得过六点钟,夏不得过七点钟,冬不得过五点钟”。[10]37-53《工账房章程》、《火险章程》等也有相应规定。为方便村民掌握时间,“特设时钟楼自伸众知作息时间”。

与其他乡村建设者从教育入手建设乡村不同,张謇是从实业入手。以雄厚的实业基础为后盾,解决了乡村建设事业所需资金问题。在发展农村经济方面,以工促农做法实属独具匠心,而改良土布业是大机器与手工业相结合,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成功典范。因此,从实业入手,以工促农的乡村建设举措足以令张謇的南通模式独树一帜。

四、实施效果

张謇是中国近代乡村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他苦心经营20年后,乡村建设逐渐形成全国性思潮,时誉为“模范县”的南通受到各界人士的参观赞叹,梁漱溟也慕名前往。正如胡适说的“张季直先生……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4]3。

首先,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刺激乡村市镇化浪潮出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现象。

市镇化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它被认为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显著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通海垦牧公司的创办引领了淮南农垦事业的潮流,大批农垦公司相继成立,它们连片围垦,开荒植棉,附近农民纷纷前往。淮南农垦事业吸引前往的移民,学者统计指出:u20世纪初20多年中,前后约有20万通海农民迁入淮南垦区。它不仅解决了淮南垦殖所需大批熟练劳动力的难题,而且减轻了通海境内的人口压力”[15]。公司所在地大量人口聚集,逐渐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小市镇。

通海垦牧公司作为大生纱厂的原料产地,原本是滨海一带的茫茫荒野。纱厂在公司设花行收购棉花、籽棉和皮棉,花行还开机轧花。人口逐渐聚集于此,商业小城镇—海复镇出现。大丰盐垦公司设立也是缘于解决纱厂原料问题,经过废灶兴垦,把海滨灶境的大片荒滩草地围垦开辟成农田植棉。棉垦区的开辟不仅使附近原有的集镇兴盛,也成为垦民聚居、物产集散的中心地点,发展成为新的集镇,现属大丰县的北镇、大中集、南阳集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16]71。随着垦殖的大规模推进,许多公司都在驻地建立市镇,建筑仓库、学校,修筑道路、桥梁,设立邮政,架设电话线等[12]71,昔日荒寂的海滩上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市镇。

其次,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推动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张謇集资招股兴办通海垦牧公司,开垦荒地,以扩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他还致力于推广良种棉、改进生产技术、提高亩产量。在任农商总长期间,张謇提出并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法令。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以及通海垦牧公司的示范下,大批农垦公司兴起。这些新式农垦公司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经营方式,具有资本主义农场性质。他们或由公司统一雇工生产;或将土地分划租与包工头组织生产;或将土地租给佃农耕作;或将垦熟的土地出售。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出售产品、牟取利润,其经营种类包括植棉、蚕桑、树艺、茶叶、牧畜、粮食、养蜂等。它们的生产技术比较先进,或采用良种;或施用化肥;或购置耕作机械。它们还把自己所培育的优良品种、所采用的生产技术,向社会推广,并以其种植经济作物所取得的效益影响附近地区的农民从事农业的多种经营。这些都推进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向农业现代化的转变。

以通海垦牧公司为例,公司首先筑堤修渠、淡水洗盐,改良土壤;然后再移植芦苇“种青”,一、二年后,把牧场移入,再等田地卤气下降,再行开垦。“将畜牧列在种青之后,种棉豆粟麦之前,畜牧所遗之肥料,既可粪地,畜牧所卖之利息,又可浚渠”[2]第三卷213。放牧既改良土壤,又可以增加收入,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种植棉花,为纱厂生产保证充足的原料;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柏桐(土性相适),发展林业,籽还可以榨油。垦牧结合,兼事农业,目的是“本利循环相生”[2]第三卷214,这是一个典型的农牧林结合的生态农业系统。

再次,南通乡村建设所开创的新事业,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当地“风气大开”

通州师范学校为南通注入新鲜空气,南通教育蔚然成风,乃至“国人砚江苏教育者,必举无锡、南通”[2]第四卷149,乡村教育的普及以及职业教育的推广提高了农民的素质和能力。张謇创办的一揽子公益事业,从育婴堂到养老院、公墓的开辟,可谓“从摇篮到坟墓”,体现了张謇的人文关怀,南通“全县没有一个乞丐”[4]319。

各类乡村建设实施的反响如何呢?有人喊出“折回来,向社会去”的口号,呼唤与政府绝缘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派在实践中发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感叹;张謇则因当地农民的支持配合乡村建设而“感到异常的欣慰”[4]218,其效果也较其他乡村建设颇为明显,足以显示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颇具特色。

五、结语

张謇与其他近代乡村建设者都希望通过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教育以及其他的社会改良措施来改变乡村状况,进而达到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目的。所以,张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乡村建设”理念,但他的“村落主义”就是一种乡村建设思想,其“经营乡里”是实实在在的乡村建设工作。

张謇的南通模式与其他典型模式相比,极富个性。从乡村建设倡导主体看,有别于其他学者或政府为倡导主体,南通模式是实业家倡导的乡村建设模式。从指导思想看,南通模式以“村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实业教育并进迭用”和农工商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当时堪称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思想。从入手点看,南通模式以兴办实业为切入点,为教育、公益慈善其他事业筹备资金;“邹平模式”、“定县模式”从教育入手,把改造文化作为切入点,后因资金不足而不得不陷入尴尬局面;江宁模式则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措施从政治教化入手。从实施效果看,“邹平模式”、“定县模式”和“江宁模式”尽管曾轰动一时,皆以失败告终;张謇的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因此,从倡导主体、指导思想、入手点和实施效果四方面的独特性来看,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属于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另一种典范。

 

参考文献:

[1]梁漱溟.梁漱溟全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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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严学熙:《张睿与中国农业近代化—论淮南盐垦(代序)》,见姚谦调查整理:《张睿农垦事业调查》,2000年,第8页。

[13]顾恺:《南通县图志·选举志》,第十六卷,第2-4页。

[14]顾公毅:《张睿传略》,民国史料丛刊:《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五册,传记文学出版社,第406页。

[15]庄安正、杨如环:《张睿在淮南垦殖中的历史贡献》,《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6]李华丰:《张睿与东台》,《盐城文史资料》,第一辑,第71页。

[17]徐秀丽:《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

来源:乡村建设研究

原标题:【前沿】熊彤: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另一种典范——张謇的南通乡村建设

最新更新时间:05/02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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